宋代的讲史艺术与历史教育

说书是一门走向民间大众的艺术，它始于唐代，盛于宋元。宋代是说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，讲史是说书的一种类型。在宋代，讲史的艺人增多，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更广泛，讲史的艺术魅力也更强。在促进史学走向民间大众，推进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，不仅过去功不可没，而且对当今人们亦多有益的启示。

说书，通常是指评书、评话、弹词之类的艺术表演。说书源于讲故事，而讲故事从原始时代就有了。从古书的记载来看，周秦之际已有职业性的说唱艺人，如讲故事的瞽师，说笑话的俳优。这些人为了糊口，在宫廷和底邸调笑逗乐，供帝王和贵族消遣。就像《淮南子》所说：“侏儒瞽师，人之困慰者也，人主以备乐。”又如《孔子家语》所说：“齐奏宫中之乐，俳优侏儒戏于前。”相比之下，说书的出现自然要晚得多。顾名思义，说书，得先有书，否则，也就谈不上说书了。

从讲故事发展到说书艺术，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。汉魏六朝时期，大量志怪小说的产生，表明民间讲故事的现象相当普遍。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作为一门真正走向民间大众的艺术，说书始于唐代，盛于宋元，明清仍有发展。就说书发展史而言，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。

宋代说书，自然也是糊口养家的营生。城门前，街面上，旅舍内，茶馆里，酒楼中，大凡三教九流聚集之处，就是艺人们鼓舌说书的场所。从说书涉及的宽泛内容和实际的社会效果来看，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，发挥了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社会教育作用。

俗话说“萝卜白菜，人各有爱。”人分男女老少，社会阶层和知识程度又各不相同，对说书的内容，自然各有各的偏好。有的喜欢听小说趣闻，有的喜欢听历史故事，有的喜欢听佛经仙道，有的喜欢听公案传奇。宋代说书，自然而然就形成小说、讲史、说经和说公案四大类。而讲史，就是说大书，也就是后来的评话（亦作平话）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难度是最大的，同时也最具教育意义。

北宋讲史，是沿袭唐和五代而来。北宋初年，民间讲史还不多，一些地方流行说韩信。北宋末年，讲史的艺人多了起来，所涉及的题材内容也更宽了。据宋人孟元老说：宋徽宗崇宁、大观年间，在京城开封，说孟子书的有张廷叟，说浑话的有张山人，讲小说的有李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，而讲史的人最多，有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详、霍四究、尹常卖。霍氏专说三国史，而尹氏则专讲五代史（《东京梦华录·京瓦伎艺》）这说明讲史在当时很受欢迎。天下三分的三国史，本身极具典型意义，又与宋初的宋辽夏和宋末的宋辽金的鼎足之势，颇有某些相似；而五代距北宋仅一步之遥，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北宋更有借鉴价值。现存的《五代史平话》残本，很有可能就是尹常卖这样的讲史艺人遗传下来的。

北宋讲史艺人所使用的话本，是一种根据史书的改编本，把史书记载、民间传说和艺人的渲染揉在一起，显然具有了许多文学性的因素，而越是往后这种倾向就越是明显。《三国志平话》比《五代史平话》晚出，后者采用史传较多，在对待历史真实方面也比较慎重，而前者在史传的基础上，添枝加叶的地方很多，使本来就丰富多彩的三国故事更加富于戏剧性。

在北宋的基础上，南宋讲史又有所发展。表现在：

一是讲史仍很红火，讲史艺人仍占很大比重。据《梦梁录》著录，主要有戴书生、周进士、张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丘机山、徐宣教、王六大夫7人。另据《武林旧事》著录，主要有乔万卷、许贡士、张解元、周八官人、檀溪子、陈进士、陈一飞、陈三官人、林宣教、徐宣教、李郎中、武书生、刘进士、巩八官人、徐继先、穆书生、戴书生、王贡士、陆进士、丘机山、张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陈小娘子23人。

二是讲史所涉及的题材内容十分广泛。宋人吴自牧说：“讲史书者，谓讲说《通鉴》、汉唐历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”，还有《中兴名将传》之类。而据《醉翁谈录》：“讲历代年载废兴，记岁月英雄文武。……也说黄巢拨乱天下，也说赵正激恼京师。说征战有刘项争雄，论机密有孙庞斗智。新话说张、韩、刘、岳，史书讲晋、宋、齐、梁。三国志诸葛亮雄材，收西夏说狄青大略。说国贼怀奸从佞，遣愚夫等辈生嗔；说忠臣负屈含冤，铁心肠也须下泪。”这说明从远古一直到宋朝当代，均在讲史的范围之内。即以传留至今的讲史话本为例，就有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七国春秋平话后集》、《秦并六国平话》、《前汉书平话续集》、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薛仁贵征辽事略》、《梁公九谏》、《五代史平话》、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。这也说明南宋艺人用讲史的形式，大体勾勒出了一幅宋代以前中国历史的全景画卷。

三是讲史更讲究通俗化和艺术性，从而向文学也就更靠拢。南宋讲史的话本，大多已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，很多就是史书的文学改编本。通俗，就能走向大众；艺术，就更富吸引力。通俗化自不待言，即以艺术性来说，南宋讲史艺人自有心得，就像《醉翁谈录》所说的那样：“讲论处，不滞搭，不絮烦；敷演处，有规模，有收拾。冷淡处，提掇得有家数；热闹处，敷演得越久长。”这自然不同于史书记事，但也说明南宋讲史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。

宋代讲史艺人的演艺过程，实际上也是历史知识的运用过程，同时也是听众接受历史教育的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宋代讲史在教育人的问题上，具有独特的实践意义。

历史对人们自然是有启示的，而这种启示又是多方面的。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，是宋代讲史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历朝历代的得失成败，从来就是过去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史学家所重视的，为的是向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政治上的参考和借鉴。古往今来的沙场征战，还有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，自然也是宋代讲史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这些也是过去政治家、思想家和史学家所重视的，为的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和汲取为人向善的力量。讲史免不了要对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所评价，这就必然要表明他们的历史观，包括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。由于孔孟之道长期左右中国社会，宋代讲史艺人们的历史观，免不了要拘束在儒家说教的思想范围之内。因此，在宋代讲史艺人那里，充斥了大量天命论、宿命论之类的历史观，大肆渲染“三纲五常”和“忠孝节义”。自然，这样的历史观，在教育上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